大宋立国初期沿五代之制，置使以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入，朝廷不预，一归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曰“计省”，位亚执政，目为“计相”。三司之副长官为三司副使。宋太宗时，罢三司使，另设盐铁、度支、户都三使。真宗时，又罢三使，重设三司使一员，另设盐铁副使、度支副使和户部副使。盐铁之下设七案，即兵案、胄案、商税案、都盐案、茶案、铁案、设案等，掌管全国矿冶、茶、盐、商税、河渠和军器等。度支之下设八案：赏给案、钱帛案、粮料案常平案、发运案骑案、斛斗案、百官案，掌管全国财赋之数。户部之下设五案：户税案、上供案、修造案、曲案、衣粮案，掌管全国户口、两税、酒税等事。三司的附属机构，有磨勘司、都主辖收支司、拘收司、都理欠司、都凭由司、开折司、发放司、勾凿司、催驱司、受事司等，由此可见三司职权之广泛，与事务之殷繁。
王静辉着力开发大宋火器，不过正是因为三司的存在才使得手续和协调人员上有很大的不便──三司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户部，它的权力比户部大了太多，仅仅从它的隶属部门上看便可以得知三司还占有相当一部分兵部的事务，尤其是军械供给更是牢牢的掐住了兵部的脖子。
王静辉对于三司地感觉不是非常好。主要还是因为三司管得事情太过宽泛，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不说，最要命的便是它已经无法跟上大宋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大宋现在的赋税格局已经同历史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国的商业税收已经远远地将农业税抛在后面，占到了全国税收的三分之二还要多。现在这种商业税和农业税的比例还不是很固定，随着大宋海外贸易的发展。甚至在消灭西夏后连接东西方陆上贸易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可以预见的便是商业税的比重还会加大，两者之间的差距到底会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这谁也说不好。
现在大宋经济面上最重要的问题便是政府机构跟不上贸易地蓬勃发展的需要，以王静辉看来最好成立一个类似后世的“商务部”，不过放在现在显然是不可能的，但三司执掌大权在手限制贸易发展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撤销三司归还财政大权于户部，然后在户部下面开设一个特别地机构来管理商业，这个改动还不算大。他有把握能够获得通过。
况且撤销三司乃是大势所趋，朝廷统治高层对此都有相应的心理准备，王安石和司马光还有皇帝赵顼对三司都不是很满意，究其根源还是在于三司的低效率。王静辉乐得省事坐看三司被瓦解，至于谁来担任新的户部尚书这就不由他来操心了。直觉上他认为目前的三司使曾布很有可能成为新地户部尚书。这样曾布这员具有深厚背景的变法派官员上台担任户部尚书，虽然他的品级可能没有以往“计相”这么显赫，甚至很可能会往下掉上半级，但这样一来无论变法派还是保守派都可以接受这样地结果──变法派来执掌财权，而保守派也乐得曾布降上半级。
从内心中来说。王静辉也认为曾布是目前担任户部尚书的最好人选，若是换做有着“传法沙门”之称的韩绛来做户部尚书，那他肯定现在就立刻着手搜集不利于韩绛的证据。使之下台，为此得罪河北韩家也是在所不惜了──韩绛这家伙实在是有些贪婪，他自己也想做户部尚书，可惜现在身居翰林学士的他没有这份资历，况且还有更加吸引他的职位值得他去奋斗──次相。曾布虽然也贪，不过曾布还是非常有分寸的，知道那些不能动，那些可以动，这样的人固然是国家的蛀虫。但至少不会坏事，人品上比韩绛确实强了不少。
想到这些，王静辉心中暗暗叹息：“在目前大宋官场整体风气如此状况之下，也只能够任命一些相对合格地官员来担任重要职位，尽管不是很理想，但能够不坏事也就算是不错的了！”
大宋现在不是没有清明廉洁的官员，至少刚刚担任盐铁副使的薛向之便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但是像这样的人数量还是比较少。不过大宋官员贪污腐败现象已经比几年前有了很大的转变，这都是亏统计局的威慑使得底下的官员不敢把黑手伸向常平仓和广惠仓，想想这也算是一大进步了。
在官员贪污腐败问题上，王静辉感到王安石和自己的观点是差不多的──治理贪污腐败不能光靠官员的洁身自律，更多的要进行立法和监察上的力度，不过这也只是王安石隐隐的感觉而已，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说到底王安石和司马光等人都是读儒家圣贤书成长起来的，尽管后来王安石有着非常明显的法家倾向，不过这并不能够扭转他最初的信仰，之多是有些怀疑罢了。
王安石在听过王静辉对撤销三司重建三省六部的建议后点点头笑着说道：“驸马之意甚合吾心！至于三省改革则是撤销中书门下，恢复唐初三省制度，置三省长官──尚书令、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不过，这三个官位只是虚设，从不授人。又仿照唐制，用尚书左仆射、右仆射代行尚书省的职权；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代行中书令的职权，他们是正宰相。这时，参知政事的名称被取销，而增设了四名副宰相，即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
王静辉听后微微一笑，继续说道：“国朝初立直到现在中枢机构中三省制已进入衰落荒废地阶段。职权的转移是三省制消亡的先声。现在无论是先生还是司马君实和圣上都是倾向于借鉴唐代的官制制度来重设三省，在这点上学生也是深以为然的。”
宋朝从立国到现在在宰相制度上名义上与唐代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却有很大区别。主要在于宋代设中书、枢密、三司分掌政、军、财三大务，宰相之权为枢密使、三司使所分取。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三者的事权不相上下，不相统摄。宰相之权既已分削，又设参知政事互为牵制。相权益弱，而皇权却由此加强。
这样设置固然是有当年赵匡胤深深地打下了自己所经历五代时期的烙印，拼命加强皇权使之自己的子孙能够享受江山，就如同当年赵匡胤煞费苦心的撤掉宰相们的凳子一样，他不允许有人和自己平起平坐，这样极大的威胁到了他的统治。
皇家这么煞费苦心的建立起现在的一套官制体系毫无疑问是为了他们家族江山稳固，不过殊不知权力越是集中就越危险──他们想坐这个位置来独享大权，还有更多的人前赴后继地做着同样的梦，所谓“高处不胜寒”一直以来都是王静辉自我警醒的名言。
皇权和相权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对比才是最合适的，这个问题也是王静辉所考虑地──宋代之所以能够达到长治久安。还能够创造出如此丰富多彩的文明，固然在统治上大大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但能够保持稳固的却是皇权和相权之间的对比。在目前来看皇权明显是强于相权地，但依照新的改革体制精神，三省这样高层次的体制变动过后。相权表面上增加了，但为相者地数量也同样增加，除非所有的宰相都是一个心思，否则还不是皇权的对手。
宋代的中枢机构，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权者是“宰执”。所谓“宰执”。即宰相与执政之统称。宋代的宰相称中书门下平章事，副职称参知政事，参知政事也称为“执政”。这是赵匡胤为牵制宰相而设置的。宋太祖登位后，仍留用后周宰臣范质、王溥等为相，及范质等求退之后，虽以赵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但未行宰相署敕之事。当时有大臣认为宰相虚位，应以尚书省长官行宰相署敕之权，但有的大臣不同意，说平章事即宰相之任。那时加封为平章事者，还有多人。但都是在朝外的“使相”之类(宋制，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都称为使相，但不预闻政事)。因此赵普独擅宰相之权。宋太祖要给赵普设置一个副职，但想不出合适的名称，便问翰林学士陶榖：相“下宰一等有何官？”陶榖回答说，唐代曾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之称。于是便以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这是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时地事。当时设置的参知政事地位还很低，“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厅上事，殿廷别设位于宰相后，敕尾署衔降宰相数字，月伴杂给皆半之。”政事堂是宰相议事办公的地方，参知政事连宰相的办公厅都不能进，可见没有多大权力。后来，宋太祖看到赵普为政专断，为了加强对宰相的牵制，便提高参知政事的地位和职权，开宝六年(公元973年)诏薛居正、吕余庆与赵普“更知印拥班奏事”，以分其权。
到了宋太宗赵光义时代更是把参知政事的地位又提高了一块──参知政事可入政事堂商议国事，参知政事原来与宰相在地位和职权上的差别，至此完全消除。这就形成了对宰相的有力牵制。所以宋代常以“宰执”并称。参知政事一名虽沿自唐代，而唐代的参知政事并非常制，凡以他官而居宰相职的，即称为参知政事，也有称为参预朝政，参议朝政，而宋代所设的参知政事，则成为宰相副职之定制。参知政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统治者削弱宰相之权，并使之与宰相互相牵制从而加强皇权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