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煦聪明绝顶，智商和王静辉的那个天才学生李慎差不多，所以在功课上王静辉倒是没有费多大功夫，完全是赵煦学习用功所致。不过正如王静辉经常和赵煦说的那样，为政者光是熟读经史典籍还是不够的，那样和一个死读书的书生有什么区别？这样的国君对于百姓和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居住在杭州的这段日子里，王静辉经常和赵煦易容乔装深入杭州居民中，四处看看周围百姓的生活；也曾到远处的一些村庄中来体验一下农民生活的艰辛。杭州的吏治在前任知州李慎的治理下非常清廉，虽说不能村绝底下小吏做手脚，但大抵上还不会出现令人发指草菅人命的事件，不过就是这样也让赵煦对帝国的官员有了一番新的认识。
由于杭州是西湖书院的大本营，所以本来读书风气就很浓厚的江浙一带更是文治昌盛，也许格物、数学等科目还并不为这个时代的士子所重视，但终究还是有很大一部分读书人因为自己的偏好而选择到西湖书院来就读一些冷门科目。当然也有很多人是看在王静辉当初为了培养多种人才而许下的诱人条件而到这里就读，不过怎么说这些被当代读书人认为是“小道”的学科也发展的蒸蒸日上。
赵煦在随着王静辉在书院中所见到的一切都令他非常惊奇，新的思想和老的观念在这座年轻地书院中不时的发生碰撞，每个旬日的时候。书院都会安排数个专题的讲演还有辩论，这使得西湖书院的学术气氛十分浓厚。赵煦虽然在汴都长大，但是却从来没有去过华英书院，但是在这里他却能够感受地到华英书院的氛围——天下读书人都知道西湖书院和华英书院乃是一脉相承，其办学思想都是继承了王静辉的意愿。若论天下书院资历。大宋许多书院地历史都是在两大书院之上的，可是若论到学术水平和思想解放程度，这还要数两大书院为最。
王静辉带给赵煦的不仅仅是观念上的改变。更多的是给他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赵煦的眼界更加宽广，对他未来所要统治的帝国有了一个大致的看法——这种看法和观念都是王静辉引导的。每当赵煦提出一些比较尖锐地问题的时候，王静辉在心中都是感到非常的兴奋，他也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是否正确，但毫无疑问当赵煦长大后接替赵顼成为大宋皇帝的时候，治理国家的手腕将会比他父亲的----更高更好，这也让他认识到观念的传承有多么重要，比自己以往所做的那些事情更至关重要！
对于大宋宿敌辽国的战事。王静辉还是非常清楚的，这也是大宋皇室授意情报局这么做地。当王静辉知道大宋已经根据当前战事做出了准备出兵燕云地判断后，他对此没有表示反对——尽管他提议扶植女真人来骚扰辽国，不过现在看来阻卜人的实力不凡，在大宋的下居然能够重创辽国，能够达到这种理想的效果固然有些运气，但也不能不说辽国内部虚弱到了何种程度。
王静辉斟酌了半天，最终给司马光和王安石各自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一种新的税法——个人收入所得税！无论什么时候贫富悬殊对于社会和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王静辉对后世的这种税法非常感兴趣。不过他对此做了大幅修改。收税地对象只是针对年收入达到五万贯的人，税率为三成。使用个人所得税这种方法来平衡贫富悬殊地状况，并且使用这些税法所得来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来。
王静辉就是想趁着大宋统治高层把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辽国身上的时候暗度陈仓来通过个人所得税税法，为此他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一千万贯的战争捐款和河北诸路“食为天”粮仓中三分之二的储备，估计合算粮食为一百二十万石。
由于夺取燕云讨伐辽国只能是突然袭击，而且自己又不在汴都开封。所以大宋不能够像征伐西夏那样在短时间内召集商人组成战争投资财团，况且在大宋目前也找不出比他更有号召力的人来说服商人从口袋中拿出钱来。所以王静辉估计这战争费用很可能是从赵顼的内库中拨款。
王静辉毫不怀疑在这十年之中太上皇赵曙和皇帝赵顼的内库随着大宋财政的好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发动这次突袭的目标不比百年前太祖太宗皇帝那么宏大，只是夺取燕云，若是可以的话顺便将辽国西京道也纳入囊中，这样算来整个战争费用完全可以控制在两千万贯之内。两千万贯看似数目庞大，但与十年前每年为了应付西夏入侵所花费的军费相比根本不值一提，那个时候几乎每年都要在原本庞大的军费开支上在增添一千万贯的军费专门用于西北战场，这十年来大宋打仗从来没有亏本过，相对节省下来的资金已经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数字。可以说只要赵顼想要打，哪怕是五千万贯的军费他也拿得出来。
王静辉的这一千万贯战争捐款不过是为了缓解大宋财政在短时间内的困难，有了这一千万贯大宋统治高层完全可以不在扰乱民间经济秩序的情况下从容的调兵遣将，而且放出这么一个钓饵也是诱导王安石和司马光力主通过这项税法改革。
当然为了投其所好，王静辉也分别向司马光和王安石提出进一步减免天下税务，以便求得大宋内部人心的稳定。王静辉在信中向司马光和王安石详细的解释了个人所得税的意义，而且也明确的表示个人所得税地征收对象是针对那些收入远在大宋平均收入水平之上的那一小部分人，并且他也非常明确的反对将这种新的税法应用到普通百姓身上——在后世的时候王静辉尽管并不是很清楚这种税法地具体情况。但却知道这种税法在实施的过程中失去了其原有的初衷，国家个人所得税地收税对象主要是中层收入人群，而至于原本税法收税的对象高收入人群却没有多大效果。
司马光和王安石很快便给予了回信，在这两封回信当中王静辉不得不佩服这两个老牌政治家的头脑，他们对个人所得税法案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尤其是司马光更是如此，不过他们也提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直指个人所得税法中实施的困难——无法确定那些人是该缴税的。哪些人是不该缴税……
就这么一个问题就把王静辉看得目瞪口呆，的确他想得确实是太简单了些，不过从这两位大佬回信的口气上来看他们对这种新地税法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只要能够他们在信中所提到的问题提出一个相对比较完美的解决方案，获得了他们的还是非常容易的。
在回信中王安石和司马光对继续减税的答复稍微有些出入——司马光最是赞同减税，而王安石对此有些顾虑，至于减税到底是减的那些税收两人的答复也不尽相同。王静辉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得出这两个党派领袖对与减税在心中还是非常有想法的。王静辉对减税地内容早就有所盘算——中国到底还是个农业国，就是在千年以后也是如此，毕竟中国地域广博人口众多。再加上现在可没有什么机器重工业这么一说，所以目前注定是要划归到农业国地行列之中的。
减税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平稳状态，对于一个农业人口占到绝大多数的国家来说，王静辉毫无疑问把减税地目光放在了农民身上，不过这样的减税利益也不能白白便宜了地主，否则减税地目的就无法达到。这就要求在实施减税的过程中要作出明文的规定，对地主的地租有一个硬性的规定，这样一来地主和农民也都获得了相应的好处，至少不会因为税率过高逼得农民造反。
王静辉在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回信中把自己对减税的看法详细说明了一番，并且也对所谓的个人所得税的缴纳标准提出了一个建议——家有农田三百顷以上或是有商行年赋税在八千贯以上者为征收个人所得税的人群。并且王静辉还对这两条分开来进行划分收税标准。农田三百顷以上者缴纳税率是三成。而靠商业或作坊得利者则缴纳两成王——这样的缴税水平可以适当的刺激家底比较厚实的人将资产向手工业商业转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土地兼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