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夜，这些新兵和新士官们留在训练营过夜，而徐天宝则坐上奔驰汽车，带着疲惫的身体返回公司
洗完澡，时间还不到八点，胡之春来敲门，“东家，德国来的客人到了。”
“有请！”徐天宝穿戴好衣服，来到客厅见客
德国客人有五位，西门子公司的巴塞尔经理~奔驰公司的卡罗特经理以及克虏伯公司的卢森博格经理是之前见过的，另外两个高鼻深目蓝眼睛的德国人，腰板听得笔直，神情一丝不苟
巴塞尔经理说道：“亲爱的徐，让我为你介绍这两位帝**队的精英——参谋部副官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少校和埃里希?佐格?艾顿?赛伯斯坦?冯?法尔根汉少校
埃里希?冯?鲁登道夫被誉为世界最著名的军事家之一，第一个提出总体战理论的人，是一个主张进攻就是最好防守的人。1865年4月9日出生于是在波森，1904年起，鲁登道夫被调入总参谋部工作。极盛时期的鲁登道夫无疑是一战中最好的陆军指挥官，拥有出类拔萃的战略眼光、组织能力和战术手腕。比如他疯狂地支持无限制潜艇战，结果直接导致1917年美国参加协约国。他的缺点主要在于缺乏真正的政治眼光，而且其精神因素缺乏稳定，面对困境容易陷入沮丧和失望。他是第一个系统探讨总体战争的人，虽然其理论甚多谬误且为人诟病，但是仍然具有重大的历史影响和理论意义。
法尔根汉天性小心谨慎，比较适合西线的战壕战，不像很多他同时代的将军，他更倾向于防守而不是进攻，这一战略在西线是正确的，但却不适用于东线，在那里由于他的小心，他拒绝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提出的包围整个俄军的计划。法尔根汉在加入德军早期1899年就到了中国担任军事顾问。一直到1903年，在中国义和团运动期间，他是德军参谋成员，目睹了联军进军北京的过程。回到德国后，法尔根汉在总参谋部工作。
虽然这两个人在后世将会名扬天下，但是此刻只是两个在德军总参谋部供职的中年军官。
不管如何，能见到这两位著名的军事人物，徐天宝一样很兴奋。他热情与鲁登道夫和法尔根汉握手，“幸会~！”
鲁登道夫笑着用德语说了谢谢，法尔根汉则是用夹生的汉语说了句：“久仰！”
巴塞尔介绍完，便说道：“我们是奉总公司的委派前来负责与徐先生的合作的，而这两位少校，则是富有威廉陛下的特殊使命。”
“特殊使命？是指三国同盟吗？”徐天宝开门见山的说道
“是的~”鲁登道夫留着卑斯麦式的胡子，说道：“皇帝陛下对此很感兴趣，所以派出我和法尔根汉少校前来与贵国的北洋大臣袁世凯先生接洽，本来我们应该去北京的，但是袁世凯先生最近有了职务上的变动，于是，巴塞尔先生坚持让我们先来见见你~~提出这个足以影响世界形势的战略性提议的人。”
鲁登道夫说的袁世凯职务变动，指的是在今年7月时，也就是徐天宝回到热河后没多久。慈禧太后否定了袁世凯关于预备立宪的官制改革方案，同时袁世凯也入主军机处，兼任外务部尚书，也就是外交部长。
事情的起因还得从2年前五大臣出洋考察说起。五大臣考察归来之后，慈禧太后下令预备立宪，实行新政，推行改革，以拯救岌岌可危的清王朝。
然后将这场改革运动推向极致——由器物而制度，实行君主立宪的就是袁世凯。他逢人便称：“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并自告奋勇地提出将直隶作为立宪的试点省份，面奏慈禧太后，说立宪应先组织内阁，从改革官制入手。按袁世凯的改革方案，立宪最重要的是设立资政院与责任内阁。资政院为疏泄舆论的清议机构，责任内阁实质上就是架空皇帝，由总理大臣、副大臣代替皇帝行使职权。袁世凯的这一涉及制度的深层改革方案，虽能推动大清帝国的封建**向西方民主政体转型，但也不乏其个人私心。他想在拥有京津军警力量的同时，进京与庆亲王奕同时组阁，奕为国务总理大臣，他做副总理大臣——在控制朝政的同时，也为自己预留后路——慈禧已是日薄西山，说不定哪天腿一蹬眼一闭，光绪就会从瀛台走上前台，成为名副其实的皇上。袁世凯心里比谁都清楚，光绪对他的出卖定会不依不饶。而与奕同时组阁架空皇位执掌朝政大权，哪怕慈禧故去，他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袁世凯的做法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反对。皇室宗族得知袁世凯不让他们参与政事后，醇亲王载沣拔出手枪抵住他的胸膛厉声叫道：“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幸亏奕及时赶来排解，载沣才没有扣动扳机；守旧派认为这种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会引起社会动荡，难以施行；立宪派认为袁世凯推行的只是“大臣**政体”，而不是真正的君主立宪体制；就连那些太监，听说袁世凯的改革方案中有一项是裁撤他们，于是，百余名太监趁他下朝之际将其拦住，百般谩骂围攻，又是奕出面劝解，才给袁世凯解了一围。要说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最关键的是此举引起了慈禧的疑忌与不满，她担心责任内阁制成立后君权旁落。因此，袁世凯的立宪改革不但没有成功，反被慈禧的另外两名宠臣——瞿鸿几与岑春煊借机参了一本（史称“丁未大参案”）。袁世凯几乎动用了所有看家本领，通过花钱打点、疏通关系、伪造假证等手段，好不容易才没有“翻船”。但仍被慈禧以明升暗降之法让他离开北洋新军，进京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